- 方冬;
<正>诸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姓爨氏独霸南中,王朝势力难以深入。隋一统南北后,不久即对西南边疆展开经略。隋朝国祚短促,经营西南边疆事迹,除史万岁征讨南宁州之外几不可寻,因此学界对此事颇为重视。由于史料记载相互龃龉,前辈学人曾就史万岁南征路线问题展开争论。中古时期,川滇交通主要由西线灵(零)关道与东线五尺道维持,至隋唐又在两道基础上进一步修缮为西线清溪关道和东线石门关道,唐人将前者称为入滇南路,后者称为北路~([1])。《隋书》所记史万岁出征路线,大致与南路灵关道相合~([2])。然而,唐人樊绰所撰《蛮书》叙及石门关道时却说:“盖史万岁南征出于此也。”~([3])同时史万岁南征途中,作有《征南宁夷过石门山》诗一首~([4])。《隋书》《蛮书》记载相互矛盾,遂引发争议。
2025年02期 3-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7K] [下载次数：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桂时雨;冯立君;
<正>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唐朝皇后武则天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她享有近半个世纪至高无上的权力:首先是与通常被认为软弱无能的统治者唐高宗的共治,后来是她最小儿子的实际摄政者,最后在公元690年至705年期间,她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1])。她从唐朝后宫默默无闻中的崛起充满戏剧性,她对权力的追求冷酷无情。她的政治政策备受争议,生活方式绚丽多彩。由于这些原因,小说家和剧作家经常能从她的政治生涯中找寻到灵感来源~([2])。
2025年02期 11-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5K] [下载次数：2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 - 李永;
<正>人类的活动都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进行,时间与空间“虽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维度,但是,它们又整合在同一社会过程之中”~([1])。古人早已意识到时间与空间是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两大因素,《淮南子·齐俗训》即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2])与乡村社会对昼出夜伏自然规律的基本遵循不同,城市社会作为各种群体、不同阶层的聚集区域,不仅对时间的要求更为精准,而且不同群体、阶层对时空的认知,及其所持有的时空观念也会有所差异。中国古代的都城,不仅是每个政权的政治中心,也是历朝历代城市的代表。具体到唐代的都城而言,学界对其空间的研究已由物理空间进入政治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礼仪空间等不同层面~([3])。但在对唐代都城空间的众多探讨中,却缺乏对时间维度的关照。其实,对于时间在城市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重要意义,早有学者予以关注。
2025年02期 22-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9K] [下载次数：2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 - 刘子凡;
<正>守捉是唐代出现的军事守备机构。《新唐书·兵志》曰:“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1])自高宗时代以来,唐朝开始在边疆大量设立军镇,而守捉则是隶属于军镇的一级重要军事力量,有些大的守捉兵力达到千人以上,在维护边疆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则唐朝创置的守捉制度来源于何处?一般认为,军镇来自行军在边疆的常驻化,军镇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行军的统兵体制、指挥体制、组织体制~([2])。菊池英夫在此基础上提出,守捉来源于行军中的游奕分遣队,行军的本营演化为军镇中的军,游奕分遣队演化为军镇中的守捉,本营与分遣队的关系也刚好符合军与守捉的上下统属关系~([1])。此后数十年来,少有关于守捉起源的具体讨论,这大致也与涉及唐初守捉的史料较少有关。难得的是,近年新出土墓志中有关于唐初运用“守捉”一词的信息,为探讨守捉的起源提供了新的参考。本文即以新见墓志为中心,重新检讨唐代创置守捉制度的来源与意义。
2025年02期 39-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0K] [下载次数：3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张飘;
<正>唐代科举分为制举和常举两种,前者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后者是常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由专司负责。唐初常举由吏部考功司主管,“武德旧制,以考功郎中监试贡举。贞观以后,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1]),开元二十四年(736)后转归礼部侍郎负责,并成为科举管理制度的基本形式。自此之后,历代科举均由礼部主管,亦有“礼闱”之称。此次改革在科举制度发展史上至关重要,但何以发生在开元末,其主要原因和意义又是什么,值得讨论。
2025年02期 51-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5K] [下载次数：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潘梦斯;
<正>宋人王应麟将唐代翰林学士入院试所试“五题”中的“制书批答”三篇,视为宋初知制诰“试制之始”~([1]),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制度渊源,考虑到后唐时已将入院试由“五题”删为“三题”~([2]),则宋初知制诰考核“三题”承五代入院试之制毋庸置疑。但矛盾的是,入院试在宋初似乎仍沿袭唐代“五题”旧制,如雍熙年间王禹偁与罗处约两人“相与日赋五题”,试文在苏、杭两地广为人知~([3]),王氏文集收录的《拟试内制五题》共八副~([4]),明确点出拟试是为翰林学士准备的。这种拟试文体所具有的强目的性特征,显示此时入院试考核似仍为唐制的“五题”。想要解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必须弄清楚入院试在唐宋之间的运行情况。
2025年02期 71-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54K] [下载次数：1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梁霄雲;
<正>诞节又称“降诞节”“诞圣节”,唐五代特指以皇帝生辰设置的政治性节日,肇始于唐玄宗所置的千秋节(后改称“天长节”)。因不合古制与靡费过甚,诞节在肃宗以后一度被废。直至文宗时因无诞节之名而庆贺成制,遂因实责名,复以生辰置庆成节,诞节才起死回生,并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五代十国的诞节前人鲜少注目,为数不多的讨论也将其视作唐代诞节的余绪而一笔带过~([1])。然而,在五代这个承唐启宋的大分裂时期,诞节早已超出贺寿与颂圣的初衷,而在特殊时局下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涵,成为政权内部权力斗争与国际交往中的一种政治博弈的制度性工具,不宜简单将其径附于唐代诞节之末。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五代十国诞节这一议题展开讨论,通过梳理与解读相关史料,揭示此时期诞节的时代特征与政治意涵。
2025年02期 86-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4K] [下载次数：1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金元龙;王维坤;黄牧群;
<正>1973年11月23日,九州大学田村圆澄教授向我展示了一本《北九州市立美术馆开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唐壁画展》的图录~([1]),在图录中,唐代李贤墓~([2])壁画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壁画中出现的外国使者画像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戴着“双角帽饰”的人物,不正是疑似的“新罗使者”吗?据我目前所掌握的研究资料,我首次得出唐代章怀太子墓《客使图》中的人物疑似“新罗使者”的新观点~([3]),旨在抛砖引玉,诚然文中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祈请方家同仁不吝赐教。
2025年02期 104-1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0K] [下载次数：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胡康;
<正>贞元三年(787)年初,吐蕃接连攻陷京北的盐、夏、银、麟四州,对唐朝造成了严重威胁。按照常理,此时在位的唐德宗应该已对吐蕃恨之入骨,但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与吐蕃相比,德宗更加厌恶的是回纥,“欲与吐蕃和,共击之”~([1])。德宗宁愿与虎视眈眈的吐蕃约和,联合吐蕃进攻回纥,足见德宗对回纥的怨恨之深。德宗如此厌恶回纥,一方面是因为宝应元年(762)他曾在陕州遭受过回纥羞辱,始终难以释怀,“韦少华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之”~([2]);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此前的泾原之乱中,回纥选择援助河北叛军,以致朱滔、朱泚差点会师关中,若不是唐朝最终依靠吐蕃的援助平定了叛乱,则回纥对唐朝的威胁将会更大。在私怨与国仇之下,德宗对回纥自然没有好感。
2025年02期 114-1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18K] [下载次数：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吴小龙;
<正>佛教寺院的经营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故寺院经济应运而生。唐代是寺院经济发展的成熟期,也是极盛转衰的过渡期。其间,朝廷广施寺田,僧人群体积极从事生产劳动、商业贸易、日常消费等活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流通的社会个体,寺院扮演了加速财货流转的中介角色。唐代外来僧人入华后,除研修佛法、弘传教义外,也从事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即必不可少,主要包括生产、商业和消费等,是寺院经济的重要内容。
2025年02期 135-1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66K] [下载次数：1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章程;
<正>后晋天福八年(943)五月二十九日,高丽国的缔造者王建(太祖)溘然长逝~([1])。王建结束了朝鲜半岛中南部“后三国”的混乱局面,实现了“三韩一统”。在对中原的外交上,王建秉持“情专事大”~([2])的原则,积极同中原王朝构建朝贡一册封关系。他向后梁、后唐、后晋派遣了十余次使节,并于长兴四年(933)获后唐明宗册封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开启了高丽国王受封于中原王朝皇帝之先河~([3])。
2025年02期 153-1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90K] [下载次数：3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洪英;
<正>中晚唐五代时期,藩镇体制推动了武将家族的普遍化和地方化。既有研究多关注河朔等割据型藩镇的蕃将、藩帅、上层将校等重要家族~([1]),而对非割据藩镇的中下层将校家族鲜有探索。《唐河阳左厢马步都虞候陇西李公(皋)墓铭》(以下简称《李皋墓铭》)~([2])为研究中晚唐藩镇将校家族提供了典型个案。该墓志于2005年春出土于河南省孟州市,由洛阳郭氏收藏~([3])。2012年,《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率先公布拓片图版,但图版较为模糊且缺失志盖。2018年,毛阳光刊布了志盖、志身的拓片图版,并准确录文~([4])。墓志长61厘米,宽64厘米,全文楷书,满行40字,总计42行1489字。
2025年02期 169-1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6K] [下载次数：2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王书钦;
<正>关于北周国祀于隋唐两朝的介国公赓续,新近又有两方墓志问世:一是西安市公安局在近年打击违法倒卖文物行动中所收缴的《唐故宇文府君(士元)墓志铭》(以下简称《宇文士元墓志》),志石现交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二是榆林市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新近入藏的《唐故介国公(宇文复)夫人崔氏墓志铭》(以下简称《宇文复夫人崔氏墓志》)~([1])。从两方墓志志文看,宇文士元、宇文复为父子,系北周宇文宗室之后,于李唐为唐室宾,递袭介国公,赓续北周国脉。此前,笔者曾撰《从新出唐<宇文去惑墓志><宇文仲逵墓志>略考北周介国赓续》~([2])(以下称《前文》),《宇文士元墓志》《宇文复夫人崔氏墓志》继出,不仅为介国赓续再添文物实证,同时也可补充和修正本人于《前文》中所做的部分论述。《宇文士元墓志》盖高57厘米,宽56厘米,厚9厘米。志石高55厘米,宽55厘米,厚9.5厘米。楷书,21行,满行23字。《宇文复夫人崔氏墓志》高、宽皆为57厘米,厚17厘米。楷书,15行,满行21字。两方墓志虽然制于不同年代,且形制不大,但皆书体端庄、章法严谨、行气宽舒、书刻精致,贴近颜柳一路正大气象,应当出于朝廷有司职分之作。
2025年02期 188-2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83K] [下载次数：1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施妍;
<正>关于唐代在室女,学界已有较多研究。段塔丽、岑静雯、毛汉光集中讨论了在室女的财产继承、婚姻择偶、人身自由、受教育权等问题~([1])。万军杰注意到在室女身亡后的丧葬安排~([2])。焦杰及其学生的研究,不仅考察了在室女的日常生活、亲女关系和家庭地位,还关注到在室女出家问题,揭示其背后的性别与权利关系~([3])。相较于传统学界对在室女地位的讨论,新史学背景下的研究更为全面客观,既关注到长幼之序和男女之别,也考虑到了现实生活中的骨肉亲情。在谈及在室女与父母的关系时,卢建荣指出唐代贵族家庭中的亲子关系是以感情为基础形成的~([4])。张国刚也认为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子女的角色要有更多的人情意味~([5])。
2025年02期 202-2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39K] [下载次数：1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米佳鑫;郭海文;
<正>安乐公主是唐中宗之女。《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对她的介绍有如下几方面:第一,“安乐公主,最幼女。帝迁房陵而主生,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儿”;第二,“下嫁武崇训”;第三,“帝复位,光艳动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门……又请为皇太女”;第四,“主营第及安乐佛庐,皆宪写宫省,而工致过之”;第五,“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第六,“临淄王诛庶人,主方览镜作眉,闻乱,走至右延明门,兵及,斩其首。追贬为‘悖逆庶人’。睿宗即位,诏以二品礼葬之”~([1])。《大唐故勃逆宫人志文并序》的发现,让人们对尘封已久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目前学术界对安乐公主墓志铭的研究主要有三篇~([2]),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墓志中只提到“其夫武延秀”,《唐大诏令集》记载的安乐“可出适符节郎弘农杨承烈男守文”~([3])又是何许人?
2025年02期 216-2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90K] [下载次数：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赵洋;
<正>1975年,福建省博物馆在福州市西门外兰尾山南麓对五代闽国两街都监王绍仙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形制为长方形单室砖墓,仅长1.2米、宽0.8米、高约1.3米。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于墓室内发现有一块长方形黑色叶岩材质的王君冢铭,长1米、宽0.38米,左上角略残破,无墓盖~([1])。据该出土冢铭记载,墓主王君为五代闽国冲虚观赐紫道士王绍仙。王绍仙在史籍中并无记载,但鉴于其曾担任闽国两街都监、玉清宫监斋及两街都临等职,且入内道场主持法会等经历,可推知此人在闽国道教发展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绍仙墓规模虽不大,但其冢铭却为我们深入了解五代闽国地区道教道观及其与闽地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尽管此前有数篇关于《王绍仙冢铭》录文的讨论,但考释稍显粗疏,冢铭中牵涉的文物与历史信息尚未得到全面而充分的解读~([2])。故本文拟通过对《王绍仙冢铭》的细致考释,将东南地区相关文物遗存进行梳理,以祈请方家指教。
2025年02期 232-2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33K] [下载次数：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黄志明;
<正>造像记即时人刊刻在各种类型(石、铜质,摩崖或单体)的佛教(含少量道教)造像上的铭文~([1])。造像记伴随造像活动而存在,用以宣扬宗教思想、说明造像由来、记录造像人员,以及发表祈愿内容。历代文献对造像记多有著录,本文主要以目录文献视角,结合佛教文献、金石典籍及地方志资料,对隋唐造像记的著录状况作全面梳理。
2025年02期 247-2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8K] [下载次数：1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4 ] - 梁爽;
<正>《帝王略论》是唐初虞世南奉命撰写的一部史学著作,也被学者认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史论著作~([1])。《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史部杂史家类有《帝王略论》五卷,《旧唐书·经籍志》同样将其著录在史部杂史类,《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并著录于子部杂家类,而晁公武、陈振孙皆不著录,因此王重民认为五代后传本渐稀~([2])。《帝王略论》除了残存于马总《通历》、赵蕤《长短经》及《太平御览》《类要》等传世文献中,又有两种重要的抄本残卷。其一是巴黎图书馆藏敦煌抄本P2636,保留了序文及第二卷残卷和完整的第一卷内容。其二是东洋文库所藏金泽文库镰仓时代的抄本。
2025年02期 269-2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6K] [下载次数：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黄楼;张骏杰;
<正>民间收藏是除考古出土之外,又一古代文献新发现的重要来源。2024年下半年,笔者于湖北省荆州市民间收藏家王启林家得见一方唐代墓志~([1])。志主李郢为晚唐士人,宣宗大中时曾任左神策押衙、知奏官,死后归葬荆州。墓志载李郢大中九年(855)葬于荆州东郊中华寺附近,志铭有“中华之路”字样。这是作为“中华民族”美称的“中华”二字在南方出土文物中的首次出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十分少见。地不爱宝,当公之于众,故不辞浅陋,就志中相关史实略作考释,不足之处,敬祈指正。
2025年02期 286-2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25K] [下载次数：3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王玺;
<正>动物观念作为观察中国古代思想的窗口,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动物史的重要领域。欧美学界较早进入这一领域并于此深耕。学者多从特定文本入手阐释中国古代对动物的具体描写,分析文本中的具体形象,或将动物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动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以此进行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1])。中国学者在动物观念的研究中也多有创见,开辟了新的学术话题~([2])。
2025年02期 299-3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6K] [下载次数：1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李强;
<正>“职役”作为一种徭役名称向为学界熟知,宋代役制更是建立了“夫役—职役”的二元分析框架,成为透视赋役制度与基层行政的重要着力点。然而,中国古代的“职役”概念也存在其他义项,其深层面相迄今未被充分揭示。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赋役史研究中概念的混淆,也影响着中国古代“职役”的定位和理论建构。故“职役”概念的另类义项亟待澄清。唐宋之际是“职役”概念形成的关键节点,一些学者已尝试对这一时期“职役”概念的内涵与演变进行了梳理,但皆是立足赋役制度的检讨~([1])。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诗文中较为集中地使用了“职役”概念。
2025年02期 316-3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62K] [下载次数：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李淼;
<正>“浑脱”是文献记载中唐宋时期非常重要的表演艺术形式,但学界对汉语“浑脱”一词的来源观点不一。笔者按学界对“浑脱”语源地域的认知,将之称为“西域派”和“中原派”。前者从浑脱的发音入手~([1]),认为“浑脱”是中亚或西域等游牧民族语言体系中“囊袋”一词的直接音译;后者则认为“浑脱”为中原本土词语,所指包括从上古帝江混沌舞到骨肉分离的烹饪手法~([2])等多种含义。两派分别可视作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代表,各自所持观点在底层逻辑关系上仍存在共通之处:其核心皆围绕“动物皮”及其相关产物展开。与此同时,围绕“浑脱”艺术的研究始终在进行。
2025年02期 333-3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3K] [下载次数：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陈阳;
<正>引言董昌是唐末崛起于浙西的地方土豪,以讨黄巢之功发家,占据杭州之后又击败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割据越州。作为吴越国开国之主的钱镠,在创业之初曾长期从属于董昌。乾宁二年(895),董昌僭号称帝,唐昭宗下诏削董昌官爵,命钱镠进讨。乾宁三年(896),钱镠消灭董昌,占据越州,吴越国基址由此奠定。毫无疑问,在钱镠创业的前二十年时间里,董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以笔者目力所及,在现有的成果当中,极少有针对董昌的专题研究~([1])。
2025年02期 353-3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0K] [下载次数：1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魏祝挺;
<正>唐末,身兼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的钱镠,以杭州为中心占据了两浙大部分地区,并被唐廷累封为越王、吴王。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钱镠受封吴越王,后梁龙德三年(923)又被册封为吴越国王。吴越国历三代五王,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末代国王钱俶纳土归宋,立国72年。关于吴越王、吴越国王等爵位的含义,山崎觉士、曾成等学者进行过探讨~([1])。笔者依据传世史料及碑志金石材料,试图从吴越国名称的由来,探讨其特殊的双封两国性质,以及双国号王、双受封册等问题。
2025年02期 373-3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16K] [下载次数：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胡耀飞;
<正>唐末五代军队基层组织中的“都”是在各藩镇内普遍存在的一种军事组织,吴越国亦有各种都的存在,比如吴越国成立期的“杭州八都”~([1])和曾经发动叛乱的“武勇都”~([2]),以及杭州石屋洞题刻中出现的“金马都”等未见于传世文献的“都”。以上各种“都”,学界皆已有相关研究。日野开三郎和高正亮从镇将视角进行了梳理~([3]),杜文玉师曾就此讨论吴越国“禁军”~([4]),但皆未对吴越国各类“都”的沿革进行专门探讨。事实上,对吴越国“都”的研究,颇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吴越国军队组织体系的演进,乃至唐末五代地方政权对军事力量的整合方式。目前对于吴越国“都”的研究,尚存在一些重要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比如“杭州八都”的命名、组织和沿革。故笔者综合传世和出土史料,欲就此予以整体性探讨,以弥合“杭州八都”研究中的分歧,促进对藩镇时代“都”的认识。
2025年02期 384-4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3K] [下载次数：1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许超雄;
<正>吴越国时期的越州是仅次于杭州的东府,依然是南方富庶繁华之地。但唐末以后,杭州成为浙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越州作为钱塘江流域核心的地位被杭州所取代。吴越国时期正是发生转折的重要节点。学界从经济发展的区位因素分析了杭越二州变迁的原因~([1]),但我们还可以从越州内部经济情况进一步考察。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以吴越国为研究对象,或从整个江南和两浙地区切入进行探讨~([2]),未能将越州作为专门对象进行考察,吴越国时期越州经济发展情况还有深人的空间。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吴越国时期越州的经济发展情况,总结越州经济发展的动力与特点,归纳吴越国时期越州经济在唐宋之际钱塘江区域发展中的地位。
2025年02期 410-4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2K] [下载次数：1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