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丛

[2]我曾将何文哲的事迹写成《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一文,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该文是以何为例,谈唐朝宫廷的侍卫军问题,没有对墓志铭本身进行更多的考察。

[3]安菩夫妇墓葬的发掘情况,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载《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最早的录文和研究见《中原文物》同一期刊登的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一文;参见赵俪生、温玉成:《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又收录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景龙0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1104-1105页;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402-403页。按上述录文点校个别之处不一,凡不影响阅读者本文中径直更改,不再指明。

[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脱“首领”二字。

[5]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一文原作“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标点有误,据改。

[6]赵俪生、温玉成《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录文中“旋窆于龙首原南郊”之“旋”后多一“兆”字。又《安菩墓志初探》此句中“窆”录文有误。

[7]赵俪生、温玉成《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此句“风”作“威”。

[8]《唐代墓志汇编》此句中“涂”作“深”。

[9]《安菩墓志初探》此句中“罔极”作“垌煦”;《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则作“闵□(此字漫漶不清)”。

[10]《安菩墓志初探》此句中“岵”作“峪”,似误。

[11]《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班”作“斑”。

[12]《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态”作“胎”。

[13]此句《安菩墓志初探》和《唐代墓志汇编》均作“淑慎非亏”,《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作“淑惧匪亏”。

[14]沈睿文:《重读安菩墓》,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

[15]对六胡州进行较早研究的有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的《河曲六州胡沿革》(《东亚人文学报》卷1、4号,1942年)和英国蒲立本的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T'pung Pao,vol.41, 4-5,1952,pp.317-356)等文章。

[16]《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新宥州》,贺次君点校,106页:中华书局,1983年。

[17]《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1415-1416页,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974-975页,中华书局,1975年;《唐会要》卷七三灵州都督府,1316页,中华书局,1955年;《册府元龟》卷九九三《外臣部·备御六》,11667-11668页,中华书局,1960年;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陕西十·榆林镇宥州城》,2911页,中华书局,2005年。

[18]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又收入同作者:《西域史地丛稿初编》,249-2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9]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20]张先生的观点也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可,参见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63-7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艾冲:《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新探》,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

[21]《资治通鉴》卷二○二唐高宗调露元年十月条,6392页,中华书局,1956年。

[22]《资治通鉴》卷二○二唐高宗调露元年十月条,6393页,中华书局,1956年。

[23]《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条,6075页。

[24]《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条,6075-6076页。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27-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14-2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5]芮传明:《突厥第一汗国时期粟特人对东西交通的贡献》,载《中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程越:《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载同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6]马长寿先生说:“唐太宗采纳了温颜博的建议,把大部分突厥降人安置在旧夏州、代州之地,分设顺州、北开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等地,以突利可汗、阿史那思摩、阿史那苏尼失、史善应、康苏密为都督,分别安辑之。其余部分散处于幽州与灵州间的其他各地。其中史善应和康苏密都是胡人(粟特人)酋领。”见氏著:《突厥人和突厥汗国》,5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7]刘统对此亦有论述,并涉及六胡州此后的发展与演变,可参阅氏著:《唐代羁縻府州研究》,63-70页。

[28]粟特人信奉佛教以至有不少成为僧人的事例,文献记载还是不少的,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2-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阎万钧:《唐代昭武九姓之宗教的东传》,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

[29]《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下·康国传》,6243页。

[30]关于“胡人”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前辈和同行多有讨论,我不久前曾撰写《“胡人”抑或“少数民族”?——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一文,曾引证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将“胡人”概念所指做了一点归纳和总结,本文所用的“胡人”概念即出自该文的结论。相关的研究成果,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该文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顺便一说,我所涉及的“胡人”概念多系他称,“胡人”自己如何看待,这方面的资料不足。荣新江教授最近向“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一文(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则揭示了“胡人”自身的名号称属问题,可以弥补我前文的不足。

[31]《唐代墓志汇编》下册,贞元078《大唐故石府君墓志铭》,1892-1893页。

[32]进入中国境内的粟特人多是以聚居的形式存在的,他们行走在丝绸道路上的商队更有严格的组织,粟特人以团队组织的方式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基本特点,这些组织的负责人,有可能就像正文中提及的“首领”、“大首领”之类;而这些组织也应当源自于他们在中亚的方式。有关粟特聚落的论述,可参见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均收入同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一书。

[33]关于粟特与突厥的密切关系,参见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39-4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

[34]赵、朱《初探》认为是安菩之父。

[35]《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1785页。

[36]《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152-153页,中华书局,1992年。《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定远将军”名下直谓“武散官”,1794页。

[37]《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152页。

[38]《唐六典》卷一八《大理寺鸿胪寺》,506页。

[39]石见清裕:《关于唐朝“蕃望”制度》,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62-176页,三秦出版社,1991年。

[40]《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78页。

[41]有关北狄范畴,可参见《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传》,5343页;《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6167页。一般指唐朝本土以北的各族,属泛称。

[42]石见清裕亦认同其说,见《关于唐朝“蕃望”制度》,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1年),162-176页。

[43]关于薛延陀的专门性研究,参阅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三秦出版社,1988年。

[44]《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条,6232页。

[45]《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5347页。

[46]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115-117页,中华书局,1985年,。

[47]《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五月条,6077、6078页。

[4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五月条,6077页。

[49]《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条,6074-6075页;《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5348页。

[50]相关情况可参阅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1]《隋书》卷八《礼仪志三》,157页:中华书局,1973年。

[52]仁井田陞在解释《隋志》条说:“本条是《日本丧葬令》第九条的相当文字。据此可断定,《唐令》中也有相当于《隋令》的规定存在。”见氏著:《唐令拾遗》卷三二《丧葬令》,长春出版社,1989年,776页。

[53]王育龙:《西安南郊韦君夫人等墓葬清理简报》一文记载,韦君夫人胡氏之夫死于开元十三年八月十六日,九月二十一日下葬,间隔亦逾一个月。其文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54]《通典》卷一三八《礼九十八·凶礼五·启殡》,3525页,中华书局,1988年。

[55]《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334页,中华书局,1980年。

[56]谭蝉雪:《三教融合的敦煌丧俗》,《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

[57]《通典》卷一四○《礼一百·凶礼七》,3567-3573页。

[58](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卷三二《丧葬令》,760-761页;参见《大唐开元礼》卷三《序例下·杂制》,34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甄官署》,597页。

[59]《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甄官署》,597页。

[60]《唐会要》卷三八《葬》,692页,中华书局,1955年。

[61]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八○《戒厚葬诏》、《诫厚葬敕》,418-419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

[62]《唐令拾遗》卷三二《丧葬令》,763页。

[63]《唐六典》卷一八《司仪署》,507-508页;《通典》卷八五《礼四十五·凶礼七·棺椁制》, 2299页;《五代会要》卷八《丧葬上》,收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四册,2083-2090页,杭州出版社,2004年。

[6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65]《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安金藏传》,4885页。

[66]《唐令拾遗》卷三二《丧葬令》,764页。

[67]《唐令拾遗》卷三二《丧葬令》,766页。

[68]《唐令拾遗》卷三二《丧葬令》,766页。

[69]《唐令拾遗》卷三二《丧葬令》,774页。

[70]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71]参见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辛德勇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72]《唐令拾遗》卷一二《封爵令》,229页;参见《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员外郎》,39页;《通典》卷三四《职官十六·后妃及内官命妇附》,949-950页。

[73]《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安金藏传》,4885页。

[74]安菩之子在志文上除金藏之外就是有游骑将军散品职衔的胡子和未标明职衔的金刚,即使是游击将军(《通典》卷四○《职官典二二》作“游骑将军”)也是从五品上(游击将军也授予其他粟特人,如康磨伽、康留买等,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4页),以此封母号显然不合规定。这样看,其他两个儿子所获职衔均不足以封母,显然,何氏所受金山郡太夫人封号与金藏有联系。《旧唐书·安金藏传》云:“神龙初丧母,寓藏于都南阙口之北,庐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昼夜不息。”(4885页)可知何氏之墓系安金藏所造,其封号自应与金藏有关。

[75]《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上·安金藏传》,4885页;《新唐书》卷一九一《安金藏传》, 5506页。

[76]赵俪生、温玉成:《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亦主此说。

[77]《唐两京城坊考》,157页。

[78]《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3445-3448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今已出安兴贵之子安元寿夫妇墓志,见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第12期。

[79]有关粟特人居住在洛阳城的情况,参见温玉成:《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刘铭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卢兆荫:《唐代洛阳与西域昭武诸国》,载洛阳文物工作队编:《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37-110页。

[80]《通典》卷八六《凶礼八·葬仪(合葬附)》,2350页。

[81]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外郭城》,载《唐两京城坊考》,215页。

[82]参见《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文中所附的示意图。

[83][84][85]《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安金藏传》,4885页。

[86]按《旧唐书》卷九八《卢怀慎传》:“历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景龙中(707-710年),迁右御史台中丞。”3064页;《新唐书》卷一二六《卢怀慎传》:“历监察御史。神龙中(705-707年),迁侍御史。……迁右御史台中丞。”4415页。《新传》较《旧传》多出一侍御史职务,且得到《旧唐书·安金藏传》的呼应,可弥补《旧唐书·卢怀慎传》的缺失。

[87]《唐六典》卷一三《御史台》,380、381页。

[88]《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岭南道一·广州四会县》、卷四○《陇右道下·凉州昌松县》、卷四○《陇右道玉门县》,890、1020、1024页。

[89]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同作者:《西域史地丛稿初编》;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90]调露025《唐故何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上册,670页。

[91]神龙004《大唐故公士安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上册,1045页。

[92]参见拙稿:《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93]参见拙稿:《“胡人”抑或“少数民族”?——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

[94]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

[9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4-18页。

[96]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等整理:《元和姓纂》卷四安姓,500-501页,中华书局, 1994年;《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卷八六《李轨传》,3445-3448、3709-3711页。

[97]参见拙文:《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98]《旧唐书》卷一一○《李光弼传》(3303页)、卷一四三《李怀仙传》(3895页)、卷二○○上《安禄山传》(5367页)。

[99]《旧唐书》卷一八一《何进滔传》,4687页。

[100]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

[101]参见拙稿:《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

[102]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五章《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文物出版社,1994年;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辛德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

[103]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拙文:《何文哲墓志铭再考——兼论粟特人汉化问题》,亦收入本书。

[104]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参见《旧唐书》卷一八一《何弘敬传》,4688页。

[105]参见拙文:《唐兰夫人、何少直墓志铭再考》,载《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

[106]参见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拙文:《何文哲墓志铭再考——兼论粟特人汉化问题》、《唐兰夫人、何少直墓志铭再考》。

[107]《旧唐书》卷一八一《何进滔·何弘敬传》,4687-4688页;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

[108]龙朔075《唐故蜀王府队正安君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上册,385页。

[109]永隆016《唐故康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上册,680页。

[110]长寿019《□周故陪戎副尉安府君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上册, 845页。

[111]神龙004《大唐故公士安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上册,1045页。

[112]贞元078《唐故张掖郡石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下册,1892-1893页。

[113]咸通092《唐故□州押衙靖边将中大夫检校太子詹事□□郡曹公武威石氏夫人合祔墓》,《唐代墓志汇编》下册,2450页。

[114]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24-27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53-157页。

[115]《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116]见拙稿:《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117]参见拙文:《何文哲墓志铭再考——兼论粟特人汉化问题》。

[118]关于安菩家族汉化的问题,蔡鸿生先生认为这个家族进入六胡州之后就已经突厥化和汉化了。见陈春声主编:《学理与方法——蔡鸿生先生执教中山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4-6页,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7年。新近发表的沈睿文《重读安菩墓》一文则对安菩墓葬所反映的粟特(祆教)习俗进行了仔细的研讨,从中看出安菩家族所保留的原有习俗的痕迹。该文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

[119]《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四月至七月条,6745-6746页。关于康待宾事件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见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12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新宥州》,106页。

[121]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2]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70页;蔡家艺:《沙陀族历史杂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123](日)森部丰:《唐后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辑),中华书局,2005年。